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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年我感觉最踊跃的是各级政府，全国各地的政府都来了，我们领导都说接待不过来。”一位国有投资机构高管总结2023年以来的投资趋势时说。

在浙江、安徽、重庆等省份，政府引导母基金或专项基金群的规模，都已达到或超过2000亿元；广州、湖南等地新设基金群，规模亦在千亿级。

生命科学和大健康是政府“金主爸爸”关注的方向之一，重庆、广州的千亿级母基金都将其列为重点投资领域，湘江新区、深圳也为生物医药设立了专门的产业引导基金。山东菏泽、威海等地市，甚至四川广安的岳池县，都成立了专门或重点投资医药的产业引导基金。

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风刮了快半年，意在何处？

“以前路上堵车觉得挺糟心，现在堵车觉得挺好，经济活跃。”2023年前4个月，前述国有投资机构高管已经出差20多次。与2022年相比，机票涨价、酒店也涨价，然而募资的机会，似乎也多了。

这位投资机构高管最近正忙着参加各种会议。不少由政府主导或参与的投资会议，都宣布新的政府引导基金。这就是它们的机会。

将产业引导基金托管给专业投资机构，已是不少地方政府常见的选择。2023年5月31日，在北京和浙江，就有两位备受关注“金主爸爸”同时受宣布成立新基金。

一是国家级超级投资人——社保基金宣布设立“社保基金中关村自主创新专项基金”；二是杭州三大千亿基金——科创、创新、并购三大基金亮相，生物医药是其五大产业投资布局之一。

这一次，3000亿元的投资规模并未让投资界感到太多意外。毕竟，2023年，人们已经看过了2000亿元的重庆产业投资母基金、浙江省目标总规模超2000亿元的“4+1”专项基金群、2000亿元的安徽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体系、1500亿元广州产业投资母基金+500亿创新投资母基金等。

地方政府引导投资此前已有成功案例。如逐渐形成产业集群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，是早在2017年该市成立的“苏州基金”夯实的。据和融智库统计，在苏州基金所投行业中，医疗健康行业占了投资份额配置的40%。这是苏州重点发展的“一号产业”，2022年产业规模达2188亿元，与北上广深同列全国第一方阵。

苏州创新投资集团（下称“苏创投”）是苏州基金和其他几支地方引导基金、产投平台整合成立的。苏创投旗下子公司，直接投资生物医药企业42家，投资金额16.46亿元。在A股上市的苏州生物医药企业中，其直接参与投资的超过四分之一。

地方上，规模百亿元级的引导基金也多了起来。

5月，湖南湘江新区发布五类产业发展基金，未来五年计划出资200亿元，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及乘数效应，打造千亿母子基金群；4月，广东珠海高新区举行百亿级产业发展基金集中签约仪式，预计提供约300亿元产业投资；3月，河南平顶山市两只百亿级产业基金宣布设立。此前1个月，郑州宣布设立不低于200亿元的市场化母基金或创投基金。

珠海高新建投公司已与两家社会企业签订战略合作签约，将围绕高新区“3+3+1”产业体系，以生物医药与大健康、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。

在2023年初，深圳市“20+8”产业基金管理人的公开遴选，更是业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。“现在是好项目去拿政府的钱的窗口。”一位人民币母基金合伙人表示，他们是数支政府引导基金的受托管理人。

政府引导基金的钱，正被快速花出去。一位地方产投高层透露，自家2022年管理的一家百亿级地市产业引导基金，一年内就已完成90%投资额度审批。甚至，今年管理的一个主题引导母基金，“还没有设立，基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”。

这是一个简单的职场生存逻辑。“如果我募到钱，一两年不投的话，LP（出资人）会天天盯着你，问你拿着我们的钱为什么不做呢？”某政府基金医疗方向投资人告诉《财经·大健康》。

尽管对时限看的紧，但政府投资的尽调，“查得很细。”一家小型企业刚刚确定能拿到某地市级产投的资金，该公司创始人对《财经·大健康》回忆，经历了半年的尽职调查，沟通频率高的时候，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与对方项目负责人通话，回答各种对细节的追问，应要求对公司进行微调。

“一定要紧抓这1年—2年的政府引导基金‘红利’。”在前述地方产投高层看来，一旦某地市成立一支母基金，投资额度最多在1年—2年就有可能被分完。“因为政府引导基金的母基金，政府对它的考核就是基金的投资效率”。

政府引导基金开闸，谁有机会接住这万亿投资？

政府引导基金有着明确的目标，就是要把钱投给契合区域发展主线的重大产业。如果是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的高精尖项目，政府基金也可以接受它短期内不赚钱，或是引入政府国有投资公司的自有资金长期持有。

“政府引导基金更多是引导产业发展的角度，或者是创新鼓励、保障就业。他们形式上很灵活，甚至愿意股转债，以年化多少的回报进行回购等条件，也愿意接受。”一位财务顾问机构战略投资者业务负责人对《财经·大健康》分析。

每个城市或地区会选择不同的重点产业。在上海的“3+6”新型产业体系、深圳“20+8”产业集群等地方重大产业规划中，生物医药都是重要部分。杭州、湘江新区等地，也将生物医药和大健康列为其重点投资方向。

这种投资，可以是政府引导基金直投，也会与市场化投资机构合作。重庆渝富控股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胡际权就表示，当地产业母基金的带动作用，就是要突出重点领域，与头部投资机构、产业方共同组建包括生物医药在内的特色产业领域超过10亿元级子基金群。

承受风险的能力更强，不代表政府的钱就很好拿。

前述地方产投高层在出席某行业活动时谈到，很多生物医药企业去年一年都没能成功融资，“今年找我们的时候，估值直接在上一轮的基础上打到八折，即便这样，（资方）还是很冷淡”。

就算能拿到钱，也不会太多。随着新冠疫情消减，前述政府基金医疗方向投资人工作中的一大任务是，如何说服投委会给大健康类项目更多额度。

在新冠疫情周期中，不少未盈利生物药企，尤其是已拿到新药上市许可的企业，估值已经很高，现在融资难度大。前述地方产投高层对这些公司的建议是，可以创新融资方式，考虑对药证等各类资产进行结构化处理，或是其他的灵活融资方案。

“我们今年布局药这块会少一些，更多会把重要的发力点放在器械、原料药上游等。”前述地方产投高层说。

刚刚过去的5月，公开信息披露了八起医疗器械企业融资信息，过半有政府引导基金或有政府背景的出资人参与，包括安徽生命健康基金、山东健康基金、川创投、厦门高新投、北京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等。

投早投小投新技术，是后新冠疫情时代医疗及多数行业投资人的共同“避险”选择。“有些健康赛道第一、第二名估值已经比较贵了。”前述政府基金医疗方向投资人分析。因此，有人会转看一些更精专的小领域，比如基因疗法、TCR-T细胞、合成免疫疗法等。从事TCR-T细胞治疗的新景智源在今年获得近亿元级A+轮融资，苏州工业园区控股公司旗下基金参投。

毕竟，给政府做投资，投错了，是要追责的。

5月29日，新加坡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淡马锡在官网发表声明，对一项投资进行了内部审查，“尽管该投资团队在得出投资建议的过程中没有不当行为，但是该投资团队以及对投资决定负责的高级管理层承担集体责任，并因此减少了薪酬”。

中国也有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。未按规定进行可行性研究或风险分析、投资并购未按规定开展尽职调查、项目管理混乱等情况，都要追责。

因此，曾经拿过政府投资的企业，继续获得注资的机会。“比如说跟我们合作的子机构，就会把之前直投基金投的类似的拉出来，逐一的进行一个挑选。”一位政府引导母基金管理机构相关负责人介绍。

“经历了一些外部环境变化，大家发现，产业链上游的仪器和耗材，万一断供就会对行业造成很大的问题。”前述政府基金医疗方向投资人认为，越来越多投资者将目光投向整个产业链上下游，会使医疗产业发展更健康、更全面。

具体而言，新药中，AI筛药、基因编辑还有机会；器械中的IVD设备、质谱、测序等新疗法的新工具，则是目前较受关注的。在这些领域，首都大健康基金、深圳高新投多有出手，投资了齐碳科技、至秦仪器等生命科学上游产业链器械企业。

成立产业引导基金，对地方政府可能意味着另一层含义——招商引资。

四川省广安市宣传部在发布岳池医药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的消息时称，该基金将“注重本地经济发展，促进医药产业的升级和优化，推动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，增加当地就业机会，提升地方产业竞争力”。

“都是想通过和资本合作，通过招商的形式来恢复、提升各地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增长。”一位大型投资机构高管认为。

从财政拨款或直接投资，转向成立产业基金进行投资，对政府而言，不仅是把专业的投资事项交给专业的人，更重要的是，还可以获得一笔“融资”。比如，华南某地在遴选特色产业基金管理人时，就要求“接单”的投资机构同时出资，并向社会募资作为配套，约占基金总额的三成。

苏州市在工业园区创新药、高新区高端医疗器械“双核”发展之下，每年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约100亿元，累计融资规模超500亿元。其中，高新区已有近百家医疗器械企业获得头部资本各轮融资，融资金额超100亿元。

前述大型投资机构高管算了算，“有些产业基金体量大的，要募十几个亿，难度不小。”这既提高了相关引导基金管理人的门槛，也可以视作政府一种管理手段。投得不好，投错了，亏的不单是政府的钱，还有机构自己的。

这位高管说，“我觉得我没这个本事，真的，我搞不定。”

对企业，地方产业引导基金的投资也有“附带条件”。必须是当地企业，如果是外地的，则要求企业注册地搬到当地。前述企业创始人就已应“金主爸爸”要求更改了注册地。

“基金+招商”，是多地已经验证的产业发展经验。在苏州，专门投资设立的“苏州基金”中，就要求各合作子基金需在苏州下辖区县注册设立，对苏州企业及其关联企业的投资总额最低不低于母基金出资额的60%。

“这个投资策略决定了为本地产业创新、科技创新增强金融有效供给，是苏州基金的天职。”苏州基金最大的出资人、苏州国发集团副总经理张统表示。

如今苏州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4000余家，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综合竞争力以及产业、人才、技术三个专项竞争力，在全国215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均居首位。“很多企业要拿地、建厂房，我们供应不足的，已经溢出到吴中区甚至周边无锡、南通、杭州，形成了上海-苏州沿着高速公路继续向两个方向延伸的一条产业带。”一位当地招商人员告诉《财经·大健康》。

现在，越来越多城市和地区想复制“基金+招商”模式。

2023年5月31日，在上海奉贤区“基金+基地+产业”大会上，该区政府就提出，希望通过创新推进“基金+基地”招投联动、撬动创业投资基金的模式，为此，还专门起草了一份文件，给予产业基金参与主导的产业园区以息促投、鼓励引导基金支持、“拨投贷”联动等。

山东菏泽说得更加直白，设立“菏泽现代医药港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”，目的就是，“加快抢占优质项目资源、引导优势企业加速落地”。

生物科技企业中，已经出现为了获得投资更改原计划的注册地的情况。一位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招商人员告诉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，落户能有多少配套投资，本来就是招商引资的“砝码”，现在，它变得更“卷”了。

这位招商人员强调，并不是哪里给的钱更多，哪里就更适合企业发展，“我们还能给企业更多，比如更好的融资环境、产业链的完整度、方方面面的协同”。